许多研究指出，人格特征会影响抑郁的发生率，如正性的人格外向性和负性的人格神经质，都会影响个体在经历灾难后是否出现抑郁。神经质的人格特征让个体更容易体验到恐惧、愤怒和伤心，压力对情绪的影响更大。高神经质的个体会有较大的情绪负担，从而削弱了个体的认知资源，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，自我管理也出现问题。
 

 

    同时，他们会夸大负性事件的影响，变得更加没有希望感，因而不能采用问题聚焦的方式，而是更多地采用逃避的方式去应对。他们也不太容易寻求工具性的社会支持，最终导致更多的抑郁症状。而外向性的人格能够让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正向情绪，更加愿意与其他人待在一起，更好地适应环境。典型的外向型人格的个体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源，他们在压力情境下能够作出更好的决定，制定应对计划。同时，他们更加乐观地看待困难，更有可能寻求社会支持。

    弗雷德里克松（Fredrickson，2001）认为，正向情绪有助于创新思维的产生，也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应对灾难。以往的研究表明，经历自然灾难的个体患上抑郁的风险很高。然而，不是所有经历灾难的人都会患上抑郁，个体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能够调节灾难对个体身心反应的影响。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认为，自我批判（self-criticism）、依赖性（dependency）、社交依赖（sociotropy）、无希望感（hopelessness）、无助感（helplessness）和完美主义（perfectionism），会加重压力对抑郁的影响（Kopala-Sibley&Zuroff，2010），而性格中的坚韧和外向性能够减缓压力的影响。

    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，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抑郁存在显着正相关。例如，高恩建（Goenjian，1996）等发现，斯皮塔克（Spitak）地震后6个月，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抑郁的相关系数达到0.55。同样，泰国海啸后4个月，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抑郁的相关系数为0.54。同时，也有众多研究者认为，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抑郁经常是同时存在的，具有显着的共病特征。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假设。汶川地震6个月后，青少年同时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的比率是9%；而印度强旋风14个月后，6%的青少年同时出现两种症状。另外，高恩建等（2001）发现，飓风发生6个月后，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抑郁的共病率达到79%。

    研究者认为，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抑郁有很多类似的风险因素，包括女性、少数民族、承受更多灾难相关的压力源，以及更少的社会支持。然而，莱（Lai，2013）等发现，预测抑郁和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关键风险因素有所不同。创伤性事件中感受到的生命威胁能够显着预测创伤后应激症状，而创伤性事件带来的丧失和破坏更能预测抑郁。